国公向德明为剑南布政使，火速前往成都就任。随着叛乱的发展，朝中针对剑南布政使之职的斗争一下子便从激烈趋于平缓，共识是很容易达成的，平叛优先。
当年平蜀是由向训统帅的，向氏虽然不像二王那般扎根西南，但作为向训的继承人，向德明前往成都，显然是能发挥巨大影响力。再者，作为了曾经安西军中的一大巨头，向德明饱经历练，允文允武，也具备足够的能力与威望。
另一方面，刘旸也没有把平叛的希望完全寄托与川蜀自己解决。当年强军猛将都在蜀中，平定蜀乱都费了不小的劲，何况如今。
当然更重要的，还是剑南发生的种种，都让刘旸对那里的军政失去了信任，因此，在督促川蜀平叛之时，刘旸又同时诏令京西、湖北、山南、关中四道，整军经武，调拨军械粮草，又调集禁军西赴，随时准备入川平叛。
在雍熙元年的这个秋冬，整个大汉帝国的注意力，都被发生在川蜀的大叛乱给吸引了目光。
而在剑南，各方压力一齐而至，上官正也不敢再惜命了，调兵遣将，准备给叛军来个一击致命，甚至连王小波后续对外扩张骚扰，都不加理会。
不过，官兵在准备，义军也没有停下脚步，王小波彻底将蜀州拿下后，便对部下进行整编，积极备战。
同时派遣心腹，前往联络各地义军，以壮声势。又四处派军，攻略州县，每到一地，都吸纳了大量满怀愤怒、饱受压迫的贫苦百姓，义军人数也像滚雪球一般膨胀起来。
大汉武德充沛，也就导致民间蔓延着大量武器，铁器锻造也在不断进步，也就导致很多穷苦，都是自备武器，加入义军，即便质量不怎样，但砍在脖子上同样能死人的。
眼瞧着贼势日炽，上官正也逐渐坐不住了，不过还没等他动手，叛军便在王小波的率领下主动来犯。王小波也实在是没办法，人一多，仅凭蜀州及此前抄掠所得粮食，根本不够吃，要知道，到雍熙元年11月，各地打着王小波旗号的叛军已经突破二十万，受他直接统帅的，就是十五万之多。
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张嘴要养，也逼得王小波不得不继续扩张，而整个成都平原，最适合的就粮之所，毫无疑问是成都府了。
成都府那是天府精华，粮食最多，人烟最稠密，权贵富户最多，穷苦大众也更多，当然了，“反动派”势力扎堆，实力也最强。
然而，一旦能把成都府打下来，那么，粮食、兵源、财富都不缺了，他们这些人也将彻底成势。
带着这样的心理，此前已经赌胜了好几次的王小波，尽起义军，自蜀州晋原东向，朝成都府进发，号称“军三十万”，一时间川蜀震动。
只不过，这一次王小波赌输了，他们都知道成都府的重要性，作为剥削阶级的顽固堡垒，当成都府受到威胁了，那上上下下又岂能坐视不理？
总之，面对叛军来犯，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，要粮给粮，连武器都能提供。
在“显贵贤达”们倾力支持下，上官正也迅速在成都府组织起了一支七万多人的军队，以剑南官军为核心，杂以团练、“义军”，西进以迎叛军。
双方战于双流，一场昏天黑日的大战，鏖斗三日，死伤无数，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终。直接原因是升任眉、邛、嘉、陵四州巡检使的张玘率四州兵马，从后袭击。
根本原因则是，官兵的实力太强，自上而下，从前台到幕后，都在起义军的压力下卖命，同时具备起义军难以达到的组织性与纪律性。
人多，勇武，不怕死，的确能取得一定的战果，然而，当官军抗住那几板斧后，迎接起义军的，只有败亡一途。
那王小波，虽有些能力，虽然勇武，但终究只是一介贩夫走卒出身，见识有限。别说十五万人了，就是最初的一万起义军，他也只是靠着一股血勇与首倡义举的声望在领导指挥。
双流一战，起义军直接被打崩溃，死者六七万，王小波也在掩护部属撤退的过程中战死，首级被呈到统帅上官正面前。
起义军四散而逃，官军则追亡逐北，趁势收复蜀州以及被占领的各地。眼瞧着大势已定，接下来只需清剿余党，上官正不由志得意满，当即派人把双流大捷连同逆魁王小波的首级，飞马送往洛阳，请功报喜。
对于上官正而言，虽然此前承受了巨大压力，但收益也是明显了，籍此平叛之功，不只完成此前罪责的救赎，没准还能在暮年更进一步。
但显然，他高兴得有些过早了，川蜀三十多年积弊，权贵、豪强无节制压榨盘剥造成的矛盾，远不是这不足两月的动乱，更不是这一场战斗就能纾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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