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并且司马氏也不是关中姓氏，在大汉当下也并不是什么显著世家。
温县司马真要出名是等到历史上司马懿一家子都当官了之后。
当下一个司马徽，一个水镜先生的名头，并不足以支撑其职位，司马懿目前所承受的非议自然不小，面前笑呵呵，背后戳背影的事情肯定遇到了不少。
所以司马懿的建议，简单就是，查！
不仅是要查裴垣的，还要查其他官吏的！
而且斐潜觉得，司马懿这样的一个建议，甚至还有更为深层的意思，只不过斐潜当下还没有能够完全想得出来。
相比较之下，这韦端比起司马懿来说，年岁虽长，但是这多吃的那些盐不怎么顶事啊！
呵呵……
斐潜微微而笑。
所以说啊，官吏靠所谓的什么品德来规范其行为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斐潜之前所说的那些『礼』，不落到实处，便都是虚的。
仁义礼智信为儒家『五常』，孔子提出『仁、义、礼』，孟子延伸为『仁、义、礼、智』，董仲舒扩充为『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』，表示这五项是所有儒家学子，学习经文的士族弟子的最基础的日常行为标准，表示『无常』是儒家提倡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。
但是很可惜，这个所谓的『最基础』，『最起码』的道德准则啊……
儒家子弟，学习经文的这些人，口口声声将『五常』封为座右铭，作为人生格言的学子成为了官吏之后，往往跟随着不是脑袋走，而是跟着屁股动。
这种问题若是成为了『常态』，甚至是连统治阶级都认可的『常态』，那就有意思了。
谁都知道，人的脑袋不能长在屁股上，可是当这些由屁股决定脑袋的，这些把持着朝堂喉舌的，平日里面道貌岸然的，实际上跟着屁股跑的官吏，其所做所为，常常会令人扼腕而叹……
斐潜觉得，如果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，在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诉诸利益是胜过诉诸道德的。
但是有时候，讲利益也不一定有好效果。
宋朝是最为典型的『与士大夫共天下』，就连皇帝都亲口这么说，也是这么做的，皇族是真的分享利益给官员士大夫阶层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宋代的士大夫阶层维护宋朝统治，其实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。
姑且暂时不论这样的宋代政治制度究竟好不好，但是当宋代灭亡的时候，并非所有人都对于这种『共同利益』表示认可，在对于对宋理宗、宋度宗两朝的328名进士在入元后的去向做了统计，自宋蒙战争爆发以后殉节者有71人，占21.65%；入元隐遁不仕者174人，占53.05%；归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，占25.3%。
说明即便是整天宣讲，也确实做到了利益共同体，实际上的效果依旧是一般，愿意站出来抵抗的宋代士大夫，其实也没有超过四分之一，甚至大多数的人是选择高高挂起，表示于某无关。
到了明朝的时候，更加糟糕。
明朝则是尽量把权利收归皇族藩王，对于官吏的要求，一开始就拔得很高，对于贪官的惩罚制度也非常的严厉，并且朝堂上下都推崇道德，尤其是官吏的品德，要求官员们在俸禄很低的情况下要克己奉公，甘于贫苦。
但是效果呢？
想一想都知道，明代这样的要求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怎么可能做得到？
不适当的把道德标准定在大多数人达不到的水平上，只能导致伪君子遍地，反而会降低实际的道德水平。
一个社会如果宣扬的是利他主义，实行的也是利他主义，那是最好的社会。
当整个社会都有很高的道德水平，人人为我、我为人人，大胡子所推崇的终极社会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这种社会也是人类追求的高级模式。
当道德水准还不够，那么如果宣扬的是利己主义，实行的也是利己主义，谁都知道社会上都是利己主义者，所以必须建立完备的制约机制来实现社会合作，建立严格的权力制衡和监控机制完备，随时防备，把所有人都当做最恶的家伙来防备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样的社会，只要律法维护得好，运作起来其实也不会太差。
最麻烦的社会模式，是宣扬的是利他主义，而实行的是利己主义，这样导致整个社会到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伪君子，尤其是在官吏层面上，就更加的麻烦。社会的监控和制衡机制还没建立好，道德挂在嘴边，良心只在表面，结果就是如李贽所说『阳为道学，阴为富贵，被服儒雅，行若狗彘』，明代的官吏大体上就是这一种。
不是说宋代的官吏就比明代的官吏好，也不是说明代的官吏就都是垃圾，而是整体来看，伪君子和真小人这两种类型，大多数人可能都愿意接受真小人，而厌恶伪君子。
那么对于现在的斐潜来说，在面对着裴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是应该听谁的？后续应该怎么做？
关键是斐潜需要指向哪一个方向？
是君子？
还是小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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