熙宁二年年底的最后一份大宋周报，除了刊登了关于清丈田亩的进度，在显眼的第二版版面上，上面刊登了一个看似普通但却足以引人注意的案件。
永兴军路有一户农户，在夏收之后举家投水自尽，其中还有一个不足三个月的婴儿，全家十来个人三代全部丧生。
这个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。
因为今年的年情很好，很多地方都大丰收了，尤其是永兴军路的小麦更是大丰收。
再这样大丰收的情况下，为什么农户还要想不开呢，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
于是很多人想大宋周报咨询。
大宋周报见状赶紧予以正面的回应。
在熙宁三年的第一期中，大宋周报赶紧将这个新闻的后续给续上了。
根据报道，在这个大宋周报当地的记者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，也是心生好奇，去做了实地的采访。
经过多方的采访，原来这家农户是因为缴纳不起这一年的赋税了。
这家农户家主的父母已经老迈，已经没有办法下地干活了，而他的妻子生完最小的孩子之后，因为生育的问题，一直卧病在床。
而其他的子女都还小，基本上帮不了太多的忙，农户主一个人忙里忙外，终于得到了好收成，但在缴纳田税的时候，却发现，他的收成连田税都交不上！
于是又很多人好奇了，为什么丰收的时候，却连田税都交不上呢？
记者也是颇为惊诧，经过查访，原来正是因为丰收的问题。
朝廷虽然有防止谷贱伤农的举措，比如包拯担任三司使的时候，就在丰年的时候由朝廷收购粮食，价格是比价有保障的。
但新上任的三司使却没有沿袭这个政策，于是在大家都丰收的时候，小麦的价格直线下跌。
大宋的田税并不统一，有的地方缴纳实物，有些地方却是缴纳银钱，至于是缴纳实物还是银钱，就随收税人员的心情了。
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
这家农户除了种植小麦，还种植了一些大豆，而种植小麦的田地，在报备的时候是报的种植大豆的，于是收税的人员就按照大豆来算的。
但今年的大豆恰好歉收，所以价格很高。
问题来了。
永兴军收实物，所以并不能用小麦去代替，所以农户必须缴纳大豆，小麦价贱，而大豆价贵，农户必须卖了小麦，然后买大豆缴税。
于是，他卖了小麦之后，发现就算将所有的钱都拿来买大豆，都不够缴纳大豆的税赋。
这样一来，他就算将所有的小麦都卖了，自己一家都饿着肚子，也填不上窟窿。
这让他们怎么活？
于是农户和收税人员商议着用小麦来计税，这样缴纳完之后，他家的小麦还做够度过一年的。
但收税人员拒绝了这个提法。
于是农户又请求能不能按照平时大豆的价格来缴纳，收税人员又拒绝了，强硬要求必须缴纳大豆实物。
至于收税人员为什么拒绝，是因为收税的人员就是当地的大地主。
大地主很多时候就是承担收税任务的人，这个差遣每年都会替换。
而这个大地主正好今年轮到他收税了。
这个大地主相当有经济头脑，大豆价格贵，他就盯着大豆收，反正无论你种什么，既然是大豆田，那就一定要缴纳大豆，还不能按照平时的价格，就要求你缴纳实物。
而他的猫腻是，他可以和县衙的人勾结在一起，将大豆田修改成小麦田，这样就可以用价格低廉的小麦去缴税。
而大豆转手一卖，就是好几倍的利润，这样，他和县衙的人一分，能够挣得钱就多了。
不过他们是开心了，这个农户却连田税都交不上，更别说什么留些粮食来果腹了。
于是绝望的农户就带着年老的父母，卧病在床的妻子，以及几个年纪不大的子女，统统投了河！
根据大宋周报的探访，虽然遭遇这么惨的农户不多，但又不少农户不仅挣不了钱，甚至在丰收的时候亏损情况并不少见。
这个新闻点额后续一出，顿时舆论哗然。
大家都纷纷谴责地主的为富不仁，认为地主这么做实在是将人闭上绝路，实在是太过于可恶。
但没有人意识到深层的原因，这时候有一个化名周树人所写的文章被登上了大宋周报。
周树人认为，地主的做法的确不妥，但根本原因却是因为税法的问题。
大宋的税法没有规定是缴纳实物还是缴纳银钱，而且还对田地进行区分，这就让基层收税的人员有了很多钻空子的机会。
基层收税人员管用的伎俩是在实物昂贵的时候收实物，实物价格低廉的时候按照平时的价格收银钱，他们就可以从中牟利。
而且，这不是农户唯一要承担的，农户还得承受其他的义务。
大宋的税赋并非唐代的两税制度，而是所谓的租庸调。
所谓租庸调，便是对田地有租，对民众义务服役、修建道路、维修水利工程这些属于庸，而对于一些地方的特产，比如茶叶、糖等等，都要当地的民众摊派。
不仅如此，还有很多是地方官府自己设置的种种摊派，各种苛捐杂碎层出不穷，这样一来，民众要承担的东西就太多了。
而当地的豪强则是不需要承担这些，还可以一起参与到瓜分利益的集体之中。
这样底层的农户只会越来越穷困，这样的惨剧也绝对不是第一次发生。
所以他建议，要让底层人民活下去，就得改革税制。
他提出几个建议。
一是把各州县的田赋、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，合并征收银两，按亩折算缴纳。
二是官收官解，使征收办法更加完备，不能将收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豪强，以免他们鱼肉百姓。
三是废黜一切苛捐杂税，除了商税以外，其他的摊派都不允许再出现了。
这个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因为按照这个建议，租佣调就只剩下一条租了，也就是说，农户只要按照规定上缴银钱，就不必承担其余的徭役、摊派之类的东西了。
这样对于农户来说自然是好事情，但对于豪强和一些常年从税赋中牟利的官员就不太友好了，这就是在断他们的财路了。
一时间群情汹汹。
很多人往大宋周报投送文章，驳斥这个周树人的文章是【大逆不道】、【违反祖宗法】、【此举会导致大宋税赋骤减】、【此为亡国之论】之类的批评。
曾巩将这些文章送去给欧阳辩，欧阳辩看完之后笑了起来：“师兄，您看看，这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真实面目。
我在文章里剖析得清清楚楚，如此改制，会让底层农户得利，大宋税赋也会因此而增加，这都是可以预见的事情。
但他们就偏偏忽视这些，用什么祖宗法这类的理由来搪塞，那副贪婪的嘴脸实在是令人生厌！”
所谓的周树人，自然就是欧阳辩了。
曾巩苦笑道：“这么一块大肥肉，他们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的。
不过季默，你真的要在这一块上使力么？”
欧阳辩点点头：“非改不可，若是不改，这样的惨剧还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生。”
曾巩叹息道：“可是这里面的阻力太大了，就清丈一个田亩，你花了多大的力气，得罪了多少人，现在要改税法，那才是天塌地陷的大事。
这块肥肉有多少人在盯着，清丈田亩，他们可以从这上面找补回来，可你要动这一块肥肉，他们非得真拼命不可！”
欧阳辩点点头：“其中的风险我是看到了，所以我也没有贸然去改，先用文章试试水，如今看来，阻力的确是很大。”
能不大吗？
欧阳辩所提建议，其实就是所谓的一条鞭法，这一条鞭法，是明朝张居正变法时候提出来的，张居正作为明代有名的权相，对这个变革依然无法全功。
张居正在万历六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，清查溢额脱漏，历时三年完成。
而一条鞭法，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，还能够勉强执行，一旦他死后，立时被破坏殆尽。
不仅如此，一条鞭法原以征银入官、取用于官。
但一条鞭法施行后，并没有达到消除杂役之害的目的。
一条鞭法的破坏，突出表现为额外增派，当地政府在一条鞭法之外另行增加徭役赋税，扰民非常厉害。
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古人诚不我欺也。
不过即便是这样，欧阳辩依然觉得非常有必要执行这个改革。
因为根据他在三司、起居注官以及知制诰的履历中，他发现，大宋底层民众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时候了。
王安石的变法中有所谓的差役法，差役法的执行并非为了给国家敛财，而是王安石真切的感受到了底层农户所遭受的压迫。
如果大宋想要对抗外敌，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。
而大宋朝的底层已经受压迫到这等地步了，一旦边境战事一发生，国内的起义一定是一波接着一波。
最后星火燎原，整个大宋就会轰然倒塌！
所以，要实现他的理想，这个坎必须得过。
大宋朝缺课太多了！
宋朝因为五代时候的混乱，底层结构塑造不得不屈从与当时的大环境，而真宗、仁宗都是庸碌之主，根本没有意识到，或者有能力去补上这些课。
现在这些缺的课终于要在赵顼这里爆发了。
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是迫不得已，而非赵顼的好大喜功。
有些人总是抨击王安石变法是大宋灭亡的根本原因，他们却没有想过，以真宗仁宗那般的治国理政方式，大宋朝只会越来越糟糕。
他们也不想想，英宗驾崩之后，连给他修个皇陵都得韩琦东挪西借的，按照惯例的赏赐也都给取消了。
而军队闹饷的事情越来越多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大宋朝已经到了财政枯竭的征兆。
而朝廷国库枯竭，底层的农户也到了将近崩溃的时候了。
而地主好绅、文官武将，却是一个个趴在大宋朝的身上吸血，趴在农户的身上吸血，一个个养得脑满肠肥。
对此，他们在歌颂大宋朝言路畅通、士大夫与帝皇共天下的大同世界。
如今的大宋朝看似鲜花着锦火上烹油，但实际上地下却是埋藏着海量的炸药，一旦有一颗火星迸溅，整个大宋朝就会在轰然一声之中被炸上九天之上。
欧阳辩策划的清丈田亩、分田地与民户、推行一条鞭法的举措，就是给农户有饭吃，还可以存下些许抵抗灾年的资本，这样，底层稳定，他才能够大刀阔斧的实行下一步的变革！
在后世，土地革命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底层条件。
二战之后，欧洲打成一片废墟，殖民国们无力控制海外殖民地，于是实际上一下子多出一百多个国家。
但是几十年后，这一百多个国家，真正算是崛起的唯有一个中国。
因为唯有中国才算是真正真正实现了土地革命的国家！
国家拥有了土地，拥有了全部主权，这才是国家走向强大的根本。
而那些和殖民者们谈判得到的部分主权的国家，失去了土地，也就失去了自主。
大宋想要真正的崛起，就得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，需要有能够吃饱饭的农民，而不是一个个饿得眼睛发绿，随时准备拿起刀枪造反的农民。
所以，即便是前路艰难，欧阳辩也必须碰一碰这些既得利益者们！
曾巩叹了口气道：“季默你在创立大宋周报的时候题字——为生民立命，为天地立心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这四句话我一直有所怀疑，因为命题实在是太大了，但今日看来，的确是你心中所思所想，师兄我算是服气了。
小的时候我还经常腹诽你
本章未完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