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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别人一起感同身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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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个句子像是一颗灵丹妙药,它可以瞬间平息争执,消除怨恨,制造好感,并使人们开始注意地听你讲话。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有这么大的魔力呢?

这句话就是:“你说的我也有同感,我要是你,也会这么做!”

世界上最阴险狡猾、性格固执的人听到这话,气也会全消了。而且你完全可以真心诚意地说出这番话,因为你是他的话,你当然也会有一样的感受,这是句大实话,放之四海而皆准,绝非是骗人的!就拿艾尔·卡彭举个例子,假如你遗传了他的身体、性情,思想也和他空前一致,而你也拥有和他一样的成长环境与经历,那么你就有可能和他做出同样可怕的事来。他之所以沦为通天大盗,和这些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你不是一条响尾蛇,唯一的原因是,你的父母不是响尾蛇。你不会跟牛接吻,不拿蛇为神明,唯一的原因是,你没生在勃拉乌波答河岸的一个印度家庭中。

所以如果你是个成功人士,那么其实和你自己的关系不大。同理,那些脾气不好、心胸狭窄、不讲道理的人之所以成了那个样子,也不能怪他们,他们也不想成为那样的人,所以他们也是可怜人,咱们应该为他们感到惋惜和同情。约翰·柯常说的一句话就是:“当你看到街上一个摇摇晃晃的醉汉时,你必须要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恩惠,你也会和他一样。”

据统计,你遇到的人中,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值得同情!如果你给予他们同情,他们会很感激你的。

有一次,我在电台做嘉宾时,说到《小妇人》的作者路易莎·梅·奥尔柯特女士。我当然要提及这部著作是她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生活的写照,小说也是在这个地方完成的。但是我一不小心把马萨诸塞州说成了新罕布什尔州,假如说一次也就算了,但是我竟然说了两次。这一下算是捅了马蜂窝,一时间各种的信函、电报像雪片一样飘来指责我!谩骂我!就像一群胡蜂似的,绕在我的头上“嗡嗡嗡”的。其中有位老贵妇,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,现在她住在费城,她给我写的信中充满了侮辱的言语,就好像我把奥尔柯特女士说成是新几内亚的食人族一样。我看完她那封信后,对自己说:“感谢上帝,幸亏她不是我老婆。”

我打算写封信告诉她,就算我弄错了地名也罪不至死啊,可是她却连一点儿最基本的礼节都不懂,出口伤人是不是太过分了呢?我打算用最恶毒的语言批判她,说不定写到最后我还会撩起衣袖去告诉她,我对她的印象,是多么的恶劣。可是,我并没有那样做,我忍住了。只有傻瓜,才会那样做。

我可不能和傻瓜一般见识,所以我决定不跟她计较,我对自己说:“如果我是她的话,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。”贵妇们心中的女神被我搞错了出生地,我觉得她心里不舒服也是正常的。后来我去费城的时候,打了个电话给这位贵妇,当时谈话的内容,大概是这样的:

我在电话里说:“夫人,几个星期前,您写了一封信给我,在此我要表示感谢!”

电话那头传出柔和、流利的声音,你一点儿都不会和写那封信里的那个女人联系在一起,她问道:“你是哪一位,很抱歉,我听不出声音来?”

我对着话筒说:“对您来讲,我只是一个陌生人,我叫戴尔·卡耐基。数星期前,您听电台广播,然后就写信指出我那个无法宽恕的错误。把《小妇人》的作者奥尔柯特女士的出生地搞错了,那时候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。我为了这件事向您道歉,您还花费这么多时间,写信指正我的错误,我要对您表示谢意。”

她在电话那头说:“我很抱歉,卡耐基先生,我在信里粗鲁地向你发脾气,要请你包涵、原谅才是。”

我坚持说:“不,不,都是我的错,该道歉的是我,即使是个小学生,也不会弄出像我那样的错误来。那件事,我已经在电台更正过了!现在我亲自向您道歉,希望您能原谅我。”

她接着说:“我生长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。两百年来,我的家族在那一带一直很有声望,我以我的家乡为荣。当我听你说奥尔柯特女士是新罕布什尔州人时,我实在太难过,所以才写了那封言语过分的信。这封信使我感到愧疚、不安。”

我说道:“实话跟您说,我比您难过十倍。我的错误,对马萨诸塞州来讲,并没有什么伤害,可是对我自己却是沉重的一击。像您这样一位有身份、有地位的女人,很难想象您会给电台写信的。以后我如果再说错什么话,只要您听到了,就写信给我。”

她在电话那头说:“你这种愿意接受人家批评的态度,我十分欣赏,我愿意跟您交个朋友。”

从这几分钟的电话内容来看,当我理解了她的初衷,向她致歉时,我也同样得到了她的谅解和道歉。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,这点我自己感到很满意。我觉得传递善意,要比你直接跟她说“你去死吧!”,要开心得多。

但凡当过美国总统的人,都会遇到很多棘手的人际关系问题。塔夫特总统也不例外。他曾经说过他的经验之谈,同情是消除隔阂最有效的药物。在他的著作《伦理中的服务》一书里,塔夫特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,他是如何让一个对儿子失望至极又恨铁不成钢的母亲,平息了心中的怒火。书中写道:

住在华盛顿的一位太太,她丈夫在政界相当有势力;她缠着我将近两个月的时间,要我替她的儿子安排一个职位。她还拜托了议院中的几位参议员,来替她儿子说好话。可是那个职位是一个关键的技术岗位,而不是给一个官二代消遣用的。所以经该部的部长推荐,我委派了另外一个人,之后我就接到那位母亲的来信,她指责我忘恩负义,还说我不厚道,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帮她。她还说她曾如何劝说她那一州的代表,让他们支持我通过了一项重要法案,可是我却用这种形式报答她。

当你接到这样一封信的时候,第一反应就是要如何措辞,回击这个既粗鲁又鲁莽的人,接着,或许你就准备动笔写信了。可是,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,你就会把这封信放进抽屉里,两天后,再把这封信拿出来。像这类信,迟几天回信,也不耽误事。但你那时的气早就消了,也就不会用过激的言语冲撞对方了,我就是这么做的。我坐下来尽力用最客气的言语写了封回信,告诉她,我知道一个做母亲的,遇到这种事情时,会感到很失望。可是我坦白地告诉她,委任那样一个职位,并非是我一个人说了算,而且那个岗位对于技能的要求很高,必须找一个合适的技术人才才可以胜任,所以我才另派他人。我希望她的儿子在他现有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,以期将来有所成就。那封信平息了她的怒气,她寄了一封短信给我,对她上次的事表示抱歉。

但我所委任的那个人,短时内还不能到岗。过了几天,我又接到一封署名是她丈夫的来信,可是信上的笔迹却跟之前的那一封完全一样。

这封信上说他太太由于这件事,而患上神经衰弱,现在卧床不起,也怀疑胃上长了一个瘤。为了让他妻子恢复健康,他恳求我,那个位置能不能由他的儿子顶替。我不得不再回一封信,当然这封信我是写给他丈夫的。首先,我希望他太太早日恢复健康。我非常理解他妻子对儿子的一片苦心,可是这是政府的政令,岂能朝令夕改,已委派的人是不会被轻易更改的。几天后,那人也正式上任了。就在我接到她丈夫那封信的第二天,白宫举行了一个音乐会,最先到场向我和我夫人致敬的,就是这对夫妇。

索尔·胡洛克是美国第一位演出经纪人,他和诸如夏利亚宾、伊萨多拉、邓肯、巴普洛娃这样的世界级艺术家打了半辈子的交道,有二十多年的经验。胡洛克告诉我,这些艺术家往往都很有性格,喜怒无常,要应付他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但是他和这些明星交往的过程中,学会了理解,理解他们可笑、古怪的脾气和特立独行的做派。

胡洛克曾担任世界低音歌王费多尔·夏利亚宾的经纪人,而且一干就是三年。最让胡洛克伤脑筋的是,夏里亚宾在生活中可不像他在舞台上那样受人喜爱,他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。用胡洛克的话说:“无论从哪方面看,他都像是一个折磨人的恶魔。”

例如:晚上有演唱会,夏利亚宾会在当天的中午打电话给胡洛克说:“索尔,我觉得很不舒服,我喉咙疼得很厉害,今晚我不能登台演唱了。”胡洛克听他这样说会同他争辩吗?不,胡洛克才不会这样做!他知道做一个艺术家的经纪人,绝对不能这样处理有关明星的问题。所以,他会立即赶到夏利亚宾住的旅馆,显得十分惋惜地说:“我可怜的朋友,我马上去通知取消今晚的演唱会,你损失点出场费倒不算什么,可是你的名声也会跟着折价啊,太不幸了。”

夏利亚宾听胡洛克这样讲后,他有些犹豫了,叹了一口气说:“索尔,你等一会儿再来好吗?下午五点钟来,看那时我的情形再定夺!”

到了五点钟,胡洛克先生再去找夏利亚宾,坚持要替夏利亚宾取消当晚节目。可是夏利亚宾却说:“你晚一点儿再来,到那时,或许我会好一点儿!”

到了七点半,这位低音歌王终于答应登台了。他唯一的条件,就是要胡洛克上台告诉观众夏利亚宾患了重感冒,嗓子出了问题。胡洛克会假意答应下来,因为只有这样夏利亚宾才会登台献唱。

阿瑟·盖茨博士在他那部著作《教育心理学》中这样写道:

人都渴望别人的同情。孩子们会大哭大闹显示他们的脆弱,有的甚至于故意弄伤自己,以博得大人们的同情。成人们也是如此,他们会把自己的心理创伤有意无意地说出来,他们特别愿意讲自己所患的疾病,特别是动手术的经过。所以,从某种程度上讲,任何人都渴望被怜悯。

所以,请记住第九项原则:

与别人一起感同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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